谈谈教育

 

1945年,毛主席赴重庆与蒋介石谈判。他在百忙之中还接见了一些在重庆从事革命工作的年青人,我的父母也在其中。当时,白区的工作环境很恶劣,大家都希望去延安。毛主席说:“你们还是留在这里革命的好,不一定每个人都去延安”(“红旗飘飘”第10期中的一篇文章记载了这件事)。这样,我父母继续在白区工作,直到解放后还在南方某地以秘密身份工作了好几年。可以这样说,我们的父辈为了抗战和推翻反动统治而贡献青春,是不讲任何条件的。这体现了一代人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我去过一些老前辈的住所,几乎都十分俭朴。他们不讲吃、不讲穿,生活上很容易满足。因为他们往往与过去的艰苦岁月相比,与那些没有看到新中国就倒下去的同辈人相比,自己是幸运的。

我们这一代,是在建国初期成长起来的一代,现在已经到了退休的年龄。如果说先辈们为新中国的诞生流过血,那么我们这一代为祖国的进步也付出过代价。三年自然灾害时我们挨过饿;十年“文革”中我们耽误了学业;上山下乡让我们吃了苦;改革开放的“市场法则”又让我们不少人下了岗。

然而,我们没有抱怨,我们理解。因为我们也与过去相比,与老一辈所经历的苦难和牺牲相比,我们吃的苦就不算什么了。我们这一代和我们的父辈一样,习惯于“忆苦思甜”式的纵向思维,因而也就容易满足,对西方国家的繁荣不屑一顾。这或许有些保守,但却可以保持“粗茶淡饭”式的心理健康。

我的儿子已经大学毕业,参加了工作。他们算是第三代,就像那支歌儿唱的那样,是“八十年代的新一辈”。和我们相比,他们基本上没有吃过什么苦。他们没见过“粮票”、“布票”,不知道什么叫“阶级斗争”,上学、找工作不为所谓“出身不好”发愁,甚至因为是独生子女而不必照顾弟弟、妹妹。与我们不同,他们对父母的经历不感兴趣,更不关心爷爷奶奶过去的那些老故事。相反,他们习惯于“横向思维”,羡慕外国的、西方的生活方式。这也许是优点,使他们敢于解放思想,追求更好的生活。然而,他们比我们娇气、脆弱、缺乏责任感,这也是事实。

我和一些同龄人交谈过关于教育子女的问题。不少人感到失意、无奈,甚至承认“没有好办法”、“基本是失败的”。原因很简单,我们与孩子们之间有“代沟”,衡量是非的标准不同,对人生的看法不同。有时“纵向思维”与“横向思维”的坐标线可能会交汇在一起,但往往又会分开,各自沿着不同的方向延伸。

比如我们听到过去的老歌儿会动情,他们一听流行音乐就兴奋;我们见了老同学爱谈论过去,他们在一起爱聊歌星、球星;我们空闲时总想读读书、写写字,他们一有空就钻进网吧或电子游戏厅;我们对待工作比较执著,他们对工作容易粗心;生活上我们不太讲究,他们往往追求时髦和新颖;对社会我们还有一份责任感,他们总想少受点儿苦,多吃“现成”。

想一想也不能怪他们,这一切都是我们自己造成的,也是社会造成的。刚刚取消“粮票”我们就买来各种点心,孩子从没见过粗粮;刚刚取消“布票”我们就买来时髦的童装,孩子从没见过衣服上打补丁;上学了大人要天天接送,“中考”、“高考”来临,全社会进入“一级战备”。下岗职工再就业工资几百元就算不错,大学生找工作不挣三千、四千不行。

一些家长自己小时的梦想没能实现,就想自己当“助推火箭”,把孩子送上“太空”。不是两岁开始学外语,就是三岁练琴。花几万元也得进名校,毕了业还要出国镀金。我不反对出国深造,但“洋插队”是不是对每个孩子都必须?

我总认为,我们多数的家长很容易走极端。孩子小时过于溺爱,从小就是“小皇帝”、“小公主”,很少教他自己洗衣服、打扫卫生。长大了又期望值过高,望子成龙、成“家”、成“星”、成“天才”、成“富翁”。于是就造成了孩子从小娇气、不能吃苦;长大了又不能承受压力,在“高压”之下开始厌学、弃学、甚至成了“废品”。

 

我们的学校又怎么样呢?办学思想也值得反思。

回想1966年,“文化大革命”是先从学校开始的。当时学生指责所谓“修正主义”的教育路线,有一句话是:“考、考、考,老师的法宝;分儿、分儿、分儿,学生的命根儿”,用以形容当时的教育。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应试教育”应当改革。毛泽东发动“文革”运动的目的之一,也包含着改革教育的动机。虽然“文革”的结果并没有达到教育改革的目的,但我们今天的教育所存在的问题有些比“文革”前还要严重。

学校本是教育的圣地,现在成了捞钱的机器。从小学开始就以几万元出价收一个学生;现在已经发展到大学要花钱“买进”一个“高分儿”考生,借口是与名牌大学“平等竞争”!

教师是孩子心灵的“工程师”,但一些教师招生时公开收取考生的“好处费”装进自己口袋,学校不闻不问。

高考作弊的新闻年年都有,规模之大、组织之严密,完全可以与走私、贩毒活动相提并论。

张三报名、李四代考;花几百元就买个大学文凭。进了大学也很好混,只要花钱什么事儿都能找人“摆平”。

过去我们上中学时年年要参加社会劳动。不是在城里为老百姓送煤,就是下农村学习“间苗”、除草。今天的学校不敢组织学生参加劳动,一是怕出“危险”,二是怕家长反对。在现在人们的眼里,孩子是家长的“私有财产”,不再是什么“接班人”!

学校的教育方式更成问题。上面老师讲,下面学生听。学习就是为了考试,不考的东西可以不教、也可以不学。许多课程几十年一贯制,新的知识老师没学过,怎么教给学生?小学的教育可以说是“启蒙”和“扫盲”,可中学、大学教的东西有多少能够学以致用?

即使大学的教育有一定“专业性”,但专业设置单一,进入社会往往不能对口就业,还得重新改行学习、培训。为什么不能大学四年学四个专业,就像“自助餐”各取所需,营养搭配、全面发展。社会的变革要求人材流动,“杂家”要比“专家”更受欢迎。

我在工厂干过几年,看到中专毕业生大都心灵手巧,大学生干活反而显得有点儿“笨”。生产第一线需要最多的是中等技术人材,为什么现在只重视培养本科生、研究生?考生将来都不上中专和大专,人材结构就会变成一个“哑铃”。一头是“博士”、“硕士”,一头是“小学”、“初中”。一头是“低不就”,一头是“高不成”。难怪一些行业的老技工找不到徒弟接班,干活也不能全找机器人。

教书育人是教育的基本准则,知识和道德应当“双赢”。可名牌大学的“高材生”为了获得“知识”,不惜几次用硫酸伤害动物园的狗熊。如果日本的“731”部队请他去做试验,不知是否还会把狗熊换成活人!

说起来有点令人发指,可是我们的孩子心里确实缺少很多应该有的东西,比如良知和道德。不要再相信什么“人之初、性本善”了,你不教育他“行善”,他就会用“转法轮”杀人。甚至认为“日本侵略中国也做了好事,他们给我们带来了繁荣和文明”(这是一位老前辈对我讲过的社会言论)!不是电影明星已经把日本战旗穿在了身上?孩子们的电子游戏中早已再现了日军的进攻。

据媒体的报道,三分之二的留学生一去不归,其中不乏名牌大学的毕业生。也许这也算是一种“国际主义”?国家与家长投巨资,培养人材去建设别国的文明。

然而中国的农村和中西部缺少大学生,连能干活的壮劳力也背井离乡、外出打工。城乡和东西部的差距在日益扩大,可是东部大城市还在用各种手段吸引人材进城。农村的教育经费全靠集资,连教师的工资也没有保证。九年义务教育往往打折扣,农村孩子辍学现象普遍。大家往往爱讲先让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但对落后地区扶贫、帮教工作的效果不明显。前一段还说中国的基尼系数刚达到0.4的警戒线,现在又讲已经超过了警戒线,向0.45攀升。

一位专家讲,21世纪中国要面临三个“高峰”:

2020年将出现就业高峰:我的儿子40多岁,可能面临失业;

2030年将出现人口高峰(16亿人):我的孙子还要为上学头痛;

2040年将出现老龄高峰(4亿老人):小两口可能要伺候八个老人。

   

  新中国的缔造者当年也曾年青,他们用热血和生命谱写了老一代人的“青春之歌”。

  我们这一代也把青春和忠诚献给了祖国,换来了新中国的进步、崛起和繁荣。

  我们的下一代能不能接班,能不能让中国顺利地冲过三个“高峰”的巨浪,到达文明和发达的彼岸?

  家长、学校和全社会应当反思一下我们的教育。不要等到“文革”那样的运动再来,那就太晚了。

  教育的宗旨应当是为社会服务,教育的思路需要更新。教育资源的配置需要合理,教育对象的结构应当随社会需求调整。

  过去的大学生要服从国家的需要,今后的大学生应当定期到艰苦的地方实践和轮训。没有经过实践锻炼的大学生,不能报考公务员。没有在基层工作过的人,不能提拔到县、处级以上领导岗位。

  教育的方式要改革,教材、教具要改进。教师的队伍要清理,缺乏师德的人不能用。有犯罪前科或劣迹的人,绝不能当教师。

  提倡教育终身制,成人接受再教育才能有效提高全民族的文明与素质。将来不懂外语和电脑操作等于是文盲,对于各级政府和国有企业、军事、公检法等重要岗位的领导干部和工作人员,必须能用一门外语和电脑工作,暂时达不到的,要培训过关。

  网络化教育应当大大发展,教育的媒体需要多样和创新。应开发远程教育和认证系统,并通过全国化网络管理高校学生、毕业生学籍、重要证书与个人简历等资料,以便合理使用人材,杜绝造假、冒充。

  最后总结一句话:愚昧与腐败是孪生恶魔,教育和法治是双筒猎枪,一手办教育,一手兴法治,中华民族才有希望。

 

                                                  20025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