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rs引起的反思

 

今年北京的“五一节”,是我这个老北京从来没有经历过的。由于SARS疫情仍在发展,整个城市的正常生活被打乱了,电视中的专家们告诫市民的各种防御方法,归结成一句话:“尽量少出门”。

我在家里一边看电视,一边在想:“SARS疫情虽然只是一次疾病的传播,其后果不见得会比艾滋病可怕,但它的影响和震动为何如此之大呢?”,这使我不得不对一些问题进行反思。

一、    对饮食文化的反思:

我们常以中国的饮食文化而自豪。经常有人说:吃在中国,吃在广东。人们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中国人什么东西都敢吃。不管是水里的贝类动物,还是地下钻的鼠类、昆虫类动物,只要是活的,一律都吃,而且还要生吃,这就叫“生猛”。

由于我们没有科学地检验过各种动植物的卫生状况,生吃当然会出问题。但是,中国人饮食只讲“色、香、味”,对于饮食的科学性和卫生问题是不重视的,所以不可避免地会得病。这次SARS病毒的传播,不能排除动植物病毒传染和饮食感染的可能性。尤其最初的病例产生于东南亚地区,就更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了。

中国人不讲究分餐制,无论是开会就餐、还是朋友会餐,大家的筷子都往一个汤菜锅里捅,即使有公筷、公勺也不去用,要的就是这股“亲切劲儿”。

至于说北京街头的“羊肉串儿”,虽然十年前已经成了陈佩斯奉献春节的小品,但现在的年轻人还照吃不误。我真佩服这些勇敢的“吃客”,不知面对SARS,是否还有此胆量。

不管SARS是否是因为饮食不卫生引起的,改革中国人的不良饮食观念和习惯,是我们面临的一个课题。

 

二、    对卫生习惯的反思:

记得1980年我第一次去美国,汽车在高速公路上奔驰。看看窗外空旷的原野,我摇下车窗想把嘴里的口香糖吐出去……。“别吐!这里法律有规定,随地吐痰或扔垃圾要罚款!”接待我们的华人连忙制止了我。在新加坡,我在当地报纸上看到:某某人因为随地吐痰,被罚做劳务,清扫某街区两周。

北京市十几年前就有此类规定,但收效甚微。也许是因为中国的历史太悠久了,人们的落后生活习惯也成了“民族传统”和活的“文物”,舍不得丢弃。所以就出现了许多可笑的现象,西服革履的“大款”随手把烟头扔在宾馆的地毯上,开着豪华轿车的小姐把饮料罐儿甩在路边。物质文明与陈风陋习不协调地“和平共处”。

物质文明如果没有精神文明作为保障,将会成为社会垃圾和污染,反过来要带来灾难。如果人们只知道享受和索取,不知道约束和守法,必然要受到惩罚。SARS的泛滥,无疑是对我们的一次惩罚,如果我们能够侥幸躲过去,但却不能汲取教训,那么更多、更大的惩罚还在后头。

 

三、    对社会道德的反思:

解放以后,许多丑恶的现象和疾病很快被根除。比如:吸毒与毒品、卖淫和性病、吸血虫病、肺结核病等,这些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东西,已经基本消除。但是,现在怎么样呢?这些坏东西又回来了,而且还出现了许多新的“变种”,如艾滋病。SARS也是一种病毒的新变种,与人们的“亲密接触”有关。我想,这也很难说与人们的“不洁”行为没有关系。

现在,人们因为害怕SARS,“歌厅”也不去了,“按摩”也不搞了,假公济私的各类活动也少了,虽然对某些市场的“繁荣”带来些损失,但SARS在客观上净化了社会,也不能说没有一点好处。

 

四、    对社会保障制度的反思:

这次对付SARS,可以说全社会将付出的代价是昂贵的。北京甚至出现了医药、口罩、设备、血浆、专用病房和医务人员紧缺的问题,这种情况已经多年不见了。这说明一个问题,虽然我们早已告别了物资紧缺的年代,但并不是说我们的社会保障制度和机制就健全了。对于在大中城市里的城里人来说,已经建立了初步的社会医疗保险,但对于小城镇和广大的农村来说,医疗保障还远远没有建立和健全。许多老百姓,特别是农民,还存在着看不起病、住不起医院的问题。

“社会主义”制度,本身就意味着为全社会的成员提供基本的生活、医疗和养老条件的社会职能,不管是对富人还是穷人。过去,我们打破“大锅饭”与平均主义是对的,但并不意味着:没钱就不能得到基本的社会保障,我们不能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这不仅关系到我们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制度的问题,而且也关系到各级党和国家干部如何对待人民群众的问题。如果我们不能迅速建立、健全涵盖农村在内的社会保障体系,那么“三个代表”就是一句空话。

 

五、    对城市建设的反思:

现在人们都普遍认为,搞社会主义,消灭三大差别,就是要让农民进城,把农村变成城市。其实,连美国和欧洲都没有做到这一点。我到过欧美的农村,那里虽不如城里繁荣,但基本设施并不比城市差。相反,生活条件比城里更舒适,因为空气好,环境优美,污染少(包括精神污染少)。大城市有它的特殊功能和用途,不能没有。但是,大中城市也不能太多,人口也不能过于集中。这次SARS疫情在新加坡、香港、广州和北京等大城市集中爆发,至今还没有完全控制住,与人口过于集中在大城市有很大关系。所以,如何建立我国合理的城乡格局,确实是今后的一个重要课题。不能否认,今后需要一部分农民转入城市,但需要有规划,而且不能如此集中地涌入北京、上海和广州等大城市。应当以省为单位,基本解决农村劳动力的转移问题,这样也有助于减少疾病的扩散和跨地区犯罪等社会问题。

 

六、    对应用科学的反思:

这些年来,我们一直在说: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这回真的体现出来了,找不到消灭SARS的科技和成果,结果“生产力”病到了,连掌握科技的第一生产力——“医生”,也病倒了。我听内行人说,原先的所谓冠状病毒并没有传染性,现在不知怎么一来,它也来了个“与时俱进”,变成有传染性的病毒新变种了。而我们的医疗技术,尤其是应用科技却没有跟上来。SARS的出现是去年的事,至今已有半年时间。一些媒体说,再有一、两个月就能研制出有效的药物。我相信能成功,但我也认为我们对应用科技的重视不够。我们的医学人才不能算少,我们独立完成了一种“基因”序列的研究工作。但对于许多临床疑难病的研究,似乎不够重视。这可能与医疗体制有关,国家对于科研人员的奖励机制不完善,尤其是应用科学人才的流失和成果转化问题,以及知识产权的保护问题,都没有解决好。

从另一方面来讲,医疗体制的改革还应当包括基层医疗保健体系的建立和爱国卫生运动的开展。这次全国上下齐动员,家家户户防SARS,可以说是近年来少有的一次全国性爱国卫生运动。这不仅可以减少SARS的传播,而且也会提高全民的卫生与环境水平。从一定意义上来说,提高全民的卫生防御能力更为重要,这也是医疗应用科学的一个重要阵地。

 

七、    对“小康”的反思:

现在,人们一谈到“小康”就拿GDP(国内生产总值)来衡量。对于我们这样一个人口众多、贫富差距大的国家来说,仅仅满足于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实现翻两番是不够的。我们城里的工薪阶层,尤其是沿海地区,早已超过了这个“小康”水平。但中西部的广大地区和农村,却还远远达不到这个平均水平。面对SARS疫情,城里的医疗机构已经出现“力不从心”的情况,如果在广大的农村也出现SARS或其他疫情的泛滥,恐怕后果就会难以想象了。所以,我们目前的“小康”,水平是很低的,抵御各种天灾人祸的能力是很脆弱的。我们应当减少一些所谓“形象工程”,少搞花架子,把钱用到实处,真正使广大的人民群众的生活和健康得到基本的保障,这样的“小康”才是实在的。

 

八、    对政治文明的反思:

“十六大”提出了建立政治文明的新课题。但什么是政治文明,最起码的标志是什么,似乎说不清楚。但通过这次SARS疫情大爆发、以及对不称职干部的免职处理,人们对政府和社会职能部门提出了一个起码的要求——提高执政的“透明度”!

提高“透明度”、说真话不说假话、相信人民、依靠人民,这恐怕是政治文明的起码标志吧?

我们过去经历的灾难,往往不仅仅是天灾,还有人祸。五十年代末,由于滋长了“浮夸风”,隐瞒问题、虚报成绩,出现了不切实际的“大跃进”运动。结果,自然灾害来了,又欺上瞒下,进一步加重了灾害的危害程度,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造成了重大损失。这些历史的教训,我们应当牢牢记取,不要重犯过去的错误。

 

SARS,你引起了我的许多反思,也许还会有更多。

 

                                            2003年5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