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看脸色行事”

（于国建）

对只“看脸色行事”之人，我一直比较反感，该怎么想就怎么想，该怎么干就怎么干，何必以别人“脸色”定夺？宋代那位王（王圭）宰相，任职十六年，只知“取旨、领旨、传旨”，毫无建树，被讥为“三旨相公”。慈禧太后的贴身太监李莲英，最拿手好戏是在“老佛爷”面前跪着喊“喳”，人格之卑下被后人笑。一切看上峰脸色行事，马屁功练到家的当然不止王（王圭）、李莲英二人，且一万年之后，他们的子孙恐怕也不会断种。除了上述类型，现实生活里还有另一种“看脸色行事”者。他们忍着笑、憋着哭，时时刻刻审视别人对自己是什么看法，抠抠缩缩地看着别人的“脸色”，好像他们压根儿是为别人活着，不敢与众不同，凸现个性，宁愿让世俗熔化自己，像一只没有半点棱角的玻璃球，他们活着很累。对这类人，我也不敢恭维。

但对“脸色”也不能一概不看，阿庆嫂对自称“抗日的队伍”的“忠义救国军”察言观色，发现他们原本是与新四军作对的汉奸，其中“看脸色”就帮了她许多忙。

所谓“脸色”，它是人的情绪的外露，是显示心情或心境的表现形式。从“脸色”中，可窥察人的感情、欲望和希冀，其内容之丰富往往胜过语言表达千百倍。据说同样是笑，就有真笑、假笑、会心的笑、勉强的笑、畅怀的笑、悲凉的笑等等。如果建立一门“脸色学”，肯定会受到瞩目。

一个人立身处世，我不赞成单凭别人的脸色行事。但一个国家、一个政党、一个部门的领导者，对群众的脸色是万万不可失察的。群众的脸色是群众情绪的反映，群众脸色的“阴晴圆缺”常常是决策成败得失的一面镜子。在极左年代，“小队干部忙敲钟，社员下地磨洋工”，那是政策不对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搞联产承包，“不用喊、不用催，粮食多得无处堆”，这是政策得人心。任何一项决策，老百姓的脸色中都无不刻着或肯定或否定的记号。脸色“春和景明”，工作开展顺利，脸色“阴风怒号”，困难险情骤至。大约历来如此。作为从政者，从群众脸色里传出的“第一信号”，绝不可小视，应特别需要重视、研究，切不可粗心大意的。从这一意义上说，看群众脸色办事，倒不失为少犯错误的领导艺术。

让群众脸色始终洋溢着阳光，并没有多少秘密，就是要“恭恭敬敬地、勤勤恳恳地、扎扎实实地、年复一年地替群众谋利益”（李瑞环语），要敬重群众、信任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大连造船厂的职工心齐劲足，企业效益大幅度增长，一个重要原因是厂领导是一批“三七式干部”，早上七时上班，晚上七时下班，每月七元奖金。但第一线工人的奖金却人均70元。厂党委书记说得好：“我认为这是无声的命令……如果整天坐在办公室里，拿钱又多，工人情绪自然就大了。”正因干部乐于吃亏，工人就以好脸色回报，主动要求自己的奖金拿出一部分奖励干部（我举这个例子并无意提倡领导干部都要少拿奖金）。有这么好的干群关系，生产哪有搞不好的？联系到某些单位，职工不高兴，机器不出活，是否可以找出一点差距呢？

古人云：“为政欲静静在宁民。”当前稳定是压倒一切的。要稳定，就要理顺情绪，理顺情绪就要看一看群众脸色，顺从民意，这不仅是当务之急，也是领导干部一项基本功。我以为。

（原载1990年12月18日《解放日报》，1991年第二期《新华文摘》全文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