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毛泽东北京故居

我家住在长椿街。一天散步向北走，在新文化街西口处看到一个宣传栏，上面赫然张贴着关于“李大钊故居”完成翻修和对外开放的海报。心里有些纳闷儿：怎么以前没听说过呀？

于是先去探探路。从新文化街西口向北走，有一条胡同叫“文华胡同”，胡同口果然有一块“李大钊故居”的指路牌。

沿着胡同向东，大约走上两百米，看到一处不起眼的院门，门牌号码是24号（见照片：李大钊故居院门），不过当年这里叫作石驸马后宅35号。一问售票处，票价10元，退休老人可减半。

过了几日，我取了退休证和相机，和老伴一起去参观。进得院内，竟未遇见有其它参观者，仿佛今天是我们的“专场”参观。

经讲解员介绍才知道，李大钊在1916年9月至1927年4月被捕之时的十余年时间里，曾经先后在北京居住过八个地方（见照片：李大钊在京居住地点）。不过，其它故居均未翻建和对外开放，有的已被拆除，文华胡同的这一处竟是北京唯一对外开放的故居了。2006年，政府投资一千多万元翻修故居，安置几十户居民搬迁，终于在2007年4月28日李大钊就义八十周年之际向公众开放了。

同时开放的还有李大钊牺牲后曾经一度安放灵柩的长椿寺（见照片：长椿寺正门）。它位于宣武医院东侧，曾经是明代皇家寺院。现在那里仍保留着李大钊停灵的灵堂和资料（见照片：当年关于李大钊就义的报道），灵柩后又移放浙寺（在长椿寺附近妙光阁内，已拆除），最终葬于万安公墓。

文华胡同的故居规模不小。不仅展示了李大钊的用房和其子女及亲属的住房（其中包括长子李葆华的住房），而且还有一处宽大的展室，介绍了李大钊一生的革命活动。李大钊故居是一座老北京典型的中等规模的四合院，可算是“两进式”的，分为前后两个院子，进门处有过道。如果不了解四合院的年轻人，很值得去看一看。

故居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有三处。

一处是李大钊的会议室（见照片：会议室）。由于李大钊在这里居住的时间最长（1920年春——1924年1月），又恰逢中共建党前后的时期，所以李大钊在这里召开过许多重要会议，包括会见共产国际的代表和研究建党问题的会议，均在此进行。

其次是李大钊的书房（见照片：李大钊书房），实际上他的书房是与会议室连通的。李大钊在这里研究和完成了许多重要的文献和著作。

特别要介绍的是李大钊的卧室（见照片：李大钊夫妇卧室）。卧室的墙上挂着李大钊和夫人赵纫兰的照片。他们的卧室与孩子们的不同，孩子们都是睡木床，而李大钊夫妇却是睡的北方的土炕。也许因为李大钊是河北人，从小已经习惯于用土炕，所以保留了这个习惯。不过我发现，在他们卧室的隔壁并没有重建那种为土炕供暖的炉灶和大铁锅，这可能是为了简化展品，但终究有些遗憾。

根据资料得知，由于当时李大钊受到反动政府的通缉，时常会有人向院内扔石头，并遭到坏人闯入搜查和威胁，所以他们不得不离开了这个住处。但是李大钊最终未能逃过反动政府的迫害，于1927年4月28日，被军阀张作霖处以绞刑，年仅38岁。

介绍李大钊的故居，就自然会想到1918年毛泽东来北京大学工作时住在哪里？因为毛泽东第一次来北京时，就是在李大钊的北大图书馆里工作的。

为了寻找毛泽东当年在北京的故居，我先是参考了网上的一些资料如下：

“1918年8月15日，毛泽东和萧子升、张昆弟、李维汉、罗章龙等24名青年，坐火车离开长沙，奔赴北京。由于路遇洪水，道路阻断，19日方抵北京。第二天，毛泽东就去看望杨昌济，并与蔡和森住在杨家前院南房一间客房里。不久，考虑到来京的新民学会会员住地过于分散，不便联系，经杨先生帮助，毛泽东与蔡和森迁居位于沙滩北大红楼附近的三眼井吉安东夹道七号（现吉安所左巷八号）。在这七号小院的北房西间，他和蔡和森等八位新民学会会员同居一室，‘隆然高炕，大被同眠’，夜晚任何一人要翻个身，都要先和周围伙伴打个招呼。”

根据《西行漫记》记载，毛泽东对斯诺说过：“我的职位低微，大家都不理我。我的工作中有一项是登记来图书馆读报的人的姓名，可是对他们大多数人来说，我这个人是不存在的。在那些来阅览的人当中，我认出了一些有名的新文化运动的头面人物的名字，如傅斯年、罗家伦等等，我对他们极有兴趣。我打算去和他们攀谈政治和文化问题，可是他们都是些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说南方话。”（《西行漫记》第127页）毛泽东可以算是北大的校友，但严格说他与北大的关系并不深，他只在北大图书馆做过三、四个月的小职员。

根据以上资料，我开始了“毛泽东故居”的考察活动。在地图上研究一番之后，我基本确定那个“三眼井胡同”大概是在景山公园附近。于是乘车到了景山东街。一打听，“三眼井胡同”就在景山东街东侧。走进“三眼井胡同”，大约在一百米处，就找到了“吉安所左巷”。这是一条很狭窄的小巷，小汽车很难进入。走到小巷一半的地方，确实有一个8号门牌的小院。当我按动门铃，一位男子露出半个身子，一听说是来寻找“毛泽东故居”的，马上就说“不知道！”，拒绝我进入并关上大门。我又问了在附近玩耍的孩子，他们证实说“毛泽东故居”就是那个院子，不过人家不让看，因为现在是私人房产了。于是，我只能在“故居”大门外拍了张照片（见照片：传说中的毛泽东故居），并在隔壁的院子门口拍摄了一张类似住房的照片，供读者参考之用（见照片：毛泽东1918年故居参照内景）。

据以下资料介绍，1920年毛泽东第二次来到北京：

“湖南会馆旧址在宣武区烂缦胡同101号（菜市口南）。光绪十三年(1887)所建。内设戏台一座、文昌阁楼房一座，戏台已拆除。毛泽东1920年2月至7月带领湖南驱逐张敬尧代表团到京，住在会馆里，并在此召开了千人参加的‘湖南各界驱逐军阀张敬尧大会’。现为北京市重点保护文物。”

我先是来到菜市口南大街，然后便很快找到了“烂缦胡同”。“湖南会馆”是个门口有文物保护标志的大院门，所以很容易看到。据说平时是大门紧锁，并未对外开放。凑巧的是，当我刚到门口，正好碰见看护院落的守门人。我说明来意，说只是想拍两张照片，居然得到他的同意。他一边开门一边介绍说：“这里以前是个幼儿园，现在搬走了，政府准备翻修，要对外开放哩。”

这真是一个好消息！因为在北京，除了中南海里的毛泽东故居曾经一度对外开放过，还没有其它对外开放的“毛泽东故居”呢。如果这里可以修建成为一处对外开放的“毛泽东故居”，确实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据一些资料介绍，原来的“湖南会馆”规模较大，大门口的“门脸儿”也很漂亮，不过后来破落了，成为了现在的样子（见照片：湖南会馆大门）。进入院子一看，仍然还是个幼儿园的样子（幸亏没有作为民宅，否则搬迁工作很麻烦）。院子还比较大，但是要召开上千人的大会显然不行，大概原来的院子还要大得多（见照片：湖南会馆院内）。当然，原来的戏台和阁楼已经荡然无存了，只留下一座大门进口处的“影壁”还是原来的遗迹（见照片：大门口的影壁）。

参观和考察了李大钊和毛泽东的故居后，我感触颇多。他们作为曾经推动中国二十世纪革命历史进程的先驱者，无疑是值得后人纪念和研究的。妥善修缮和保护他们的一些故居，对于后人了解历史是很有益处的，这要比文字和照片生动得多了。

我建议政府在这方面多做一些工作，在积累社会物质财富的同时，也要注意积累社会精神财富和保护历史遗产。

2009年3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