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的《洪波曲》

 

我上中学的时候,母亲是济南新华印刷厂图书馆的管理员,来了新书,我都会“近水楼台先得月”。记得一天,母亲拿着一本自己买的郭沫若的《洪波曲》给我,告诉我那里面写抗战时武汉三厅的事情,而我的父亲也曾在那里奋斗过。几十年后,别的书都丢了,而这本母亲和我都读过的旧版已掉了封面的《洪波曲》一直保存着。

抗战军兴,洪波涌起,笔底波澜。郭沫若“别妇抛雏”归国抗战他在武汉、重庆的岁月,从三厅到文化工作委员会,是一段值得纪念的可歌可泣的历史,上演了文化人不屈抗战的活剧。

郭沫若,原名郭开贞,出生在四川乐山沙湾。大革命时期,郭沫若经孙炳文介绍,投笔从戎,参加北伐,南昌起义后在瑞金与贺龙一起加入共产党。他撰写讨蒋檄文,遭受通缉追杀,流亡日本,因地下党联系人李一氓调离上海而失去了与中共的组织关系。在流亡日本的十年间,他的行动一直不自由,宪兵、秘密警察对他监视,不时闯进房间里盘查。为厘清中国社会的来龙去脉,他摩挲甲骨青铜,埋首故纸堆中。19377月(卢沟桥事变后),郭沫若接郁达夫信,写好遗言,决心秘密冒险返回祖国参加抗战。他回忆说:“国族临到了垂危的时候了,谁还能安闲地专顾自己一身一家的安全?”在回国航行的船上他写下了《黄海舟中用鲁迅韵》的归国吟:

又当投笔请缨时,别妇抛雏断藕丝。

去国十年余血泪,登舟三宿见旌旗。

欣将残骨埋诸夏,哭吐精诚赋此诗。

四万万人齐蹈厉,同心同德一戎衣。

这首诗,当时几家报纸争着刊登,产生过不小的影响。

按周恩来指示,郭沫若出面和夏衍创办《救亡日报》,并去浦东抗日前线视察。上海沦陷,郭沫若拟从香港转去南洋筹资继续办报。抵达香港,他回忆起10年前随南昌起义部队南下,感慨不已:“十载一来复,两番此地游。兴亡增感慨,有责在肩头。”后《救亡日报》在广州复刊,郭沫若亲写了《再建我们的文化堡垒》复刊词,呼号:鼓荡起我们民族的忠贞之气,发动大规模的民众力量,以保卫华南门户,保卫祖国,保卫文化。

上海沦陷后,武汉成为抗战重镇。当局军事委员会决定恢复政治部,下设三厅,拟委任周恩来为政治部副部长,郭为第三厅厅长,负责文化宣传工作。郭沫若收到陈诚的电邀后,拜访了中共长江局诸领导和北伐时的老朋友,与国民党有一番积极的据理力争的筹备过程。其间他到长沙活动,在田汉主持的长沙文艺界抗敌协会上发表演讲。他与田汉这对在日本曾以歌德和席勒相期许的朋友,一起凭吊了黄兴墓、蔡锷墓、屈原庙、贾谊祠,田汉赋诗,郭沫若即席对诗,抒发自己久藏的胸臆不平:“洞庭落木余霜叶,楚有湘累汉逐臣。苟与吕伊同际遇,何因憔悴做诗人。

在国民党答应了计划自主、人事自主、经费确定的条件后,周恩来遂让在长沙的郭沫若与田汉返回武汉,三厅在武汉正式成立。在他的影响和召唤下,一大批文化名人云集江城,其中有不少左翼的作家、剧作家、美术家、音乐家,世界语者等,也有日本的反战人士。武汉又恢复了大革命时代的朝气。据报载,在抗战救国的大潮里,陈独秀也在武汉投入其中,在大学里发表抗战演讲。三厅的组建是国共合作的标志,反映了全民族共同抗战的迫切愿望。在郭沫若的领导下,三厅利用一切可能的条件,使其成为了国统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个战斗堡垒。

三厅原下设第五、六两处,由胡愈之、田汉负责动员和艺术宣传,后设第七处,由范寿康负责对外宣传。一大批文化界著名人士出任三厅设计委员,第七处更是集中了一批研究国际问题和擅长日语、英语、俄语和世界语的人才。那时真是上下群贤毕至,名流荟萃,被人喻为“名流内阁”。

三厅一成立,立即开展了“抗敌扩大宣传周”、“抗战一周年纪念”、“七七献金”等活动,还组织下属10个抗敌演剧队、4个抗敌宣传队、5个电影放映队、漫画队及“孩子剧团”,赴各战区开展抗日宣传活动。三厅组织的“扩大宣传周”每天一个主要节目,如歌咏日、戏剧日、电影日、漫画日等,郭沫若在歌咏日献诗致开幕词。第三天恰遇台儿庄大捷,组织了火炬游行,参加者达数十万人。在又一个宣传周上,郭沫若写了《把有限的个体生命融化进无限的民族生命里去》,称颂王铭章的壮烈事迹,并列举佟麟阁、赵登禹、郝梦龄等阵亡将领在中华民族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灿烂的篇章。在鲁迅逝世两周年纪念会上,郭沫若高度赞扬了鲁迅不妥协、不屈服,对恶势力抗争到底的精神。周恩来也代表中共中央提议由郭沫若做鲁迅的继承者,以鲁迅的精神领导抗日文艺界。

为纪念“七七”周年,支援抗战,三厅在纪念活动里设了五座固定的献金台,三座流动的献金台。百万民众从早到晚,川流不息,掀翻了整个武汉三镇。五天内现金和物品,超过法币100万元。三厅专门将献金账目报告印了一本专书,留下了宝贵的“令人感激的流泪的记录”。郭沫若后来有一首诗写出了当时的心境:“纾难家毁宜,临危命可捐。苟能明大义,何用惜金钱。”募捐后成立的慰劳总会,组织了慰劳团奔赴各地,购置了大量药品和医疗器械支援各战区。郭沫若也亲自到了浠水、阳新和武宁,见到了在台儿庄胜利的李宗仁,也从日本战俘手里看到三厅印发的六种“通行证”,上面有叶浅予画的图和优待俘虏的译文。他们向部队行献旗典礼、讲话,慰劳抗日的将士。三厅的设计委员郁达夫还冒着炮火,巡视山东、江苏、河南一带战地防务,慰问伤兵、报告前线战地情况,并陪同史迪威去台儿庄。

在郭沫若领导下,田汉任主管艺术和宣传的第六处处长,他以“战时军事作风”律己,整顿文化人的精神面貌,积极策划、组织了由开闭幕式游行、歌咏日、美术日、戏剧日等所构成的抗战扩大宣传周,并在暑期主办“战时歌剧演员讲习班”,以三厅的名义,组成流动宣传队,到湘鄂边境和云贵川地区。洪深、应云卫等编导也积极创作抗战戏剧,并随时准备到前线去。在戏剧日活动中,武汉20家剧院同时演戏,昼夜循环,不收门票。还组织演剧团体深入市郊农村、码头街角、伤兵医院、难民收容所等场合演出。孩子剧团是在“八一三”后,上海的一个难民收容所里面的一部分小朋友们所组成的,各省的人都有,年纪大的不过十五六岁,小的只有八九岁。剧团成立后,到电台广播,到各处收容所里轮流服务。上海成为孤岛后,他们化整为零,装着难民的孩子逃了出来,辗转到武汉,要求收编。经过郭沫若力争,终于划归三厅六处一科,他们始终自己管理自己,一面工作,一面学习,不曾丝毫懈怠,成为优秀的宣传单位。

音乐家张曙和冼星海参加三厅后,在武汉积极开展抗日救亡歌咏活动。冼星海是随上海戏剧界救亡协会战时移动演剧二队辗转来到武汉。他组织成立“星海”歌咏队,先教队员演唱抗日歌曲,然后率领队员到工厂、学校、医院、农村去演唱宣传。汉口江汉关前,武昌黄鹤楼下,汉阳鹦鹉洲头,冼星海带头高唱着抗日救亡歌曲。激昂的旋律,高昂的歌声,传递着坚持抗战的信心和决心。在三厅组织开展的“抗战扩大宣传周”、“七七献金”活动中,冼星海夜以继日地工作。白天,歌声嘹亮,他引领着“星海”、“孩子剧团”、“华北”等歌咏团体高唱《义勇军进行曲》、《牺牲已到最后关头》、《大刀进行曲》等抗战歌曲;晚上,他在煤油灯下创作《游击军歌》《到敌人后方去》《在太行山上》。张曙作曲的《保卫国土《丈夫去当兵》日落西山《赶豺狼》《洪波曲》等,表现中国人民反侵略、反压迫的斗争精神,音调富有浓郁的民族风格,被群众传唱。在抗日歌咏运动中,他演唱的冼星海歌曲以及自己的作品,浑厚有力,真挚感人。后冼星海赴延安,张曙随第三厅迁往桂林,继续坚持抗日救亡音乐活动,但不幸在日机一次轰炸中牺牲,年仅30岁。任光创作了《渔光曲》《打回老家去》《别了,皖南》(即《新四军东进曲》)及反映台儿庄大战的五幕歌剧《洪波曲》,却不幸在“皖南事变”中牺牲。郭沫若在《洪波曲》一书里,充分肯定了中国新音乐的功绩,说:“新音乐的建设者们,如聂耳,如黄自,如任光,如张曙,如冼星海,都先后把生命献给了祖国,他们永远不会磨灭的。”他与第三厅在桂林全体人员、孩子剧团、新安旅行团和演剧队的代表数百人为张曙举行葬礼。郭沫若高举亲笔写的“大众歌手”四个大字的挽幛,走在最前列。他一气写了挽词挽诗和四副挽联,觉得抒不尽对战友的悼念之情。挽词的结句为:“且听洪波一曲,抗战唱连年”。挽联其一为:

黄自死于病,聂耳死于海,张曙死于敌机轰炸,重责寄我辈肩头,风云继起!

《抗战》歌在前,《大路歌》在后,《洪波》歌在圣战时期,壮声破敌奴奸胆,豪杰其兴!”

十年后,郭沫若写了这段抗战救亡的回忆录,将书名定为《洪波曲》。

为帮助日本左翼作家鹿地亘和夫人池田幸子,郭沫若推荐他们为三厅的设计委员,并帮助日本世界语者绿川英子到武汉担当对日广播工作,其丈夫刘仁也成为三厅国际宣传处的一员。绿川清晰流利的反战日语播音被无线电波送往四面八方。后来周恩来在重庆见到绿川的时候称赞说:“日本帝国主义者把你称为‘娇声卖国贼’,其实你是日本人民的忠实的好儿女,真正的爱国者。” 对此绿川回答说:“我愿作中日两国人民的忠实儿女。”郭沫若曾为绿川题写了一首诗:

茫茫四野弥暗,历历群星丽九天。

          映雪终嫌光太远,照书还喜一灯妍。

诗的前两句描写我们的家园遭受着侵略者的蹂躏,苍凉的四野一片黑暗,但是和平与正义的星光犹在高远的天际闪烁。第三句用了映雪读书的典故,比喻朋友们在动荡艰苦的岁月里勤于治学,扎实工作。“照书还喜一灯妍”的“照”字,内含绿川本名 “长谷川照子”。郭沫若把世界语者的理想追求和绿川的名字,比作长夜中闪闪的星和书案上不灭的灯,驱走昏暗,促使人们在各自岗位上勤勉读书,努力耕耘。

我的父亲乐嘉煊也同叶籁士等人进了第三厅七处,参加国际宣传工作。他们靠自己打字印发资料,办起了世界语刊物《中国报导》,寄发几十个国家,宣传介绍中国抗战情况。各国的世界语者收到后,立刻翻译成本国文字进行传播。外国朋友还汇款进行支持。三厅的主任秘书阳翰笙对此评价很高,说它大大鼓舞了国际友人们的信心,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后来父亲随郭沫若到了重庆,在赖家桥坚持出版世界语杂志。第三厅改为文化工作委员会后,被郭老委任为该会总会计。由于工作勤勤恳恳,任劳任怨,郭沫若曾题诗赠他:“大礼天同节,典型数所生,槁枯终不舍,情谊见精诚。”

就在武汉陷入危城孤日的当口,十八集团军朱德司令应召自华北前线飞抵武汉,次日又飞回前线。临走与郭沫若见面畅谈,两人共同参加南昌起义,岭南一别已11年,郭沫若应朱德要求,信笔写了一首白话诗,诗中对朱德说:

祝你努力加餐,百战不倦,

我将带着一支钢笔为你执鞭。

虽然是艰险的路程,岭峻山连,

胜利的前途并不很远 ……

郭沫若知道朱德能诗,遂请他赋诗纪念,不料朱德破天荒写了一首《重逢》的白话诗,诗里回顾了他们大革命东江握别,抗日战酣时汉皋重见,表示:

寇深入我腹地,

我还须支持华北抗战,

并须收复中原;

你去支持南天。

重逢又别,相见——

必期在鸭绿江边。

到了四川,郭沫若返回乡梓探亲、扫墓。返回重庆路上仍尽其所能,参加各项救亡宣传活动。在乐山,他临江远眺,勾起来对老友朱德的思念之情:

依旧危台压紫云,青衣江上水殷殷。

归来我独怀三楚,叱咤谁当冠九军?

龙战玄黄弥野血,鸡鸣风雨际天闻。

会师鸭绿期何日,翘首嵩高苦忆君。

“嵩高”一语双关,指八路军正在有着嵩山、五台山、太行山的山西支撑危局,呼应朱德在武汉握别时写的“还须支持华北抗战,收复中原”的诗意。郭沫若在各地也多次演讲,呼吁收复失地,发出“朔郡健儿身手好,驱车我欲出潼关”的豪言,柳亚子读到此句,亦有“归来蜀道悲行路,倘出潼关是旧家”的知音之叹。

郭沫若写的《洪波曲》,写到撤离武汉,经衡山、桂林到重庆就结束了。三厅后被改为文化工作委员会,于1945年被蒋介石勒令解散。在这七个年头里,他服从党的决定,在艰困的条件下,站出来宣传动员鼓舞群众,聚拢了决心抗战的文化界人士,唱响了救亡的洪波曲。他写了大量抗日抒怀的诗篇,有以自由体诗歌为主的《战声集》和以旧体诗为主的《汐集》。在重庆,他激情伏案,写出了《屈原》《棠棣之花》《虎符》《南冠草》《孔雀胆》和《筑》六部历史剧,写出了被毛泽东肯定的《甲申三百年祭》。毛泽东读《虎符》后发电说,全篇读过,深为感动。称他“做了许多十分有益的革命的文化工作。”皖南事变后,郭沫若创作了五幕历史剧《屈原》,在与黄炎培唱和中写下诗句:“寂寞谁知弦外音?沧浪泽畔有行吟。千秋清议难凭借,瞑目悠悠天地心。”周恩来亲自提议为郭沫若举50寿辰和文学创作25周年活动,并发表《我要说的话》,肯定他“不只是革命的诗人,也是革命的战士”。一大批朋友和文学家祝他:如椽之笔,以清妖孽;赤胆之怀,以扬刚正,并借此活动上演了《棠棣之花》,在山城扩大了影响。叶挺在北伐时期就与郭沫若相识,皖南事变后,郭沫若为其写下“风雨今宵添热泪怅望江南余隐痛”等诗句。郭沫若50寿诞时,叶挺在渣滓洞囚室亲手做了一枚“文虎章”,背面书写“寿比萧伯纳,功追高尔基”,让夫人送到郭沫若家中。我父亲乐嘉煊和文委会其他同志商议,制作了一支两米多长的大笔,上刻“以清妖孽”四字,送给郭沫若。郭沫若在重庆还受周恩来委托,给徐悲鸿先生送去延安的红枣和小米。徐悲鸿在《陪都文化界对时局进言》签名,郭沫若即席挥毫作了一首七绝:“豪情不让千钟酒,一骑能冲万仞关。仿佛有人为击筑,磐溪易水古今寒。”

郭沫若一生写了很多诗词,且不说现代新诗奠基之作《女神》带来的思想冲力,他的大量旧体诗也赋予了活的生命。郭沫若的文化贡献很多,洪波曲只是他人生的一幕,“留下了一些时代的波痕”。今天,我们读他的诗词要放在当时的场景来理解。在国族临危的关头,他再度请缨,愿作党的喇叭,团结推动了大批文化人,谱写了热血抗战的洪波曲。重读郭沫若那个时代的诗作,我们不能忘记这个全民抗战的特殊时期文化志士的奉献搏杀,也不可抹杀他尊党之命作为文化领头人这段难忘的历史。

这是我重读《洪波曲》的一点感慨。

(乐美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