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的《洪波曲》
我上中学的时候，母亲是济南新华印刷厂图书馆的管理员，来了新书，我都会“近水楼台先得月”。记得一天，母亲拿着一本自己买的郭沫若的《洪波曲》给我，告诉我那里面写抗战时武汉三厅的事情，而我的父亲也曾在那里奋斗过。几十年后，别的书都丢了，而这本母亲和我都读过的旧版已掉了封面的《洪波曲》一直保存着。
抗战军兴，洪波涌起，笔底波澜。郭沫若“别妇抛雏”归国抗战。他在武汉、重庆的岁月，从三厅到文化工作委员会，是一段值得纪念的可歌可泣的历史，上演了文化人不屈抗战的活剧。
郭沫若，原名郭开贞，出生在四川乐山沙湾。大革命时期，郭沫若经孙炳文介绍，投笔从戎，参加北伐，南昌起义后在瑞金与贺龙一起加入共产党。他撰写讨蒋檄文，遭受通缉追杀，流亡日本，因地下党联系人李一氓调离上海而失去了与中共的组织关系。在流亡日本的十年间，他的行动一直不自由，宪兵、秘密警察对他监视，不时闯进房间里盘查。为厘清中国社会的来龙去脉，他摩挲甲骨青铜，埋首故纸堆中。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后），郭沫若接郁达夫信，写好遗言，决心秘密冒险返回祖国参加抗战。他回忆说：“国族临到了垂危的时候了，谁还能安闲地专顾自己一身一家的安全？”在回国航行的船上他写下了《黄海舟中用鲁迅韵》的归国吟：
又当投笔请缨时，别妇抛雏断藕丝。
去国十年余血泪，登舟三宿见旌旗。
欣将残骨埋诸夏，哭吐精诚赋此诗。
四万万人齐蹈厉，同心同德一戎衣。
这首诗，当时几家报纸争着刊登，产生过不小的影响。
按周恩来指示，郭沫若出面和夏衍创办《救亡日报》，并去浦东抗日前线视察。上海沦陷，郭沫若拟从香港转去南洋筹资继续办报。抵达香港，他回忆起10年前随南昌起义部队南下，感慨不已：“十载一来复，两番此地游。兴亡增感慨，有责在肩头。”后《救亡日报》在广州复刊，郭沫若亲写了《再建我们的文化堡垒》复刊词，呼号：鼓荡起我们民族的忠贞之气，发动大规模的民众力量，以保卫华南门户，保卫祖国，保卫文化。
上海沦陷后，武汉成为抗战重镇。当局军事委员会决定恢复政治部，下设三厅，拟委任周恩来为政治部副部长，郭为第三厅厅长，负责文化宣传工作。郭沫若收到陈诚的电邀后，拜访了中共长江局诸领导和北伐时的老朋友，与国民党有一番积极的据理力争的筹备过程。其间他到长沙活动，在田汉主持的长沙文艺界抗敌协会上发表演讲。他与田汉这对在日本曾以歌德和席勒相期许的朋友，一起凭吊了黄兴墓、蔡锷墓、屈原庙、贾谊祠，田汉赋诗，郭沫若即席对诗，抒发自己久藏的胸臆不平：“洞庭落木余霜叶，楚有湘累汉逐臣。苟与吕伊同际遇，何因憔悴做诗人。”
在国民党答应了计划自主、人事自主、经费确定的条件后，周恩来遂让在长沙的郭沫若与田汉返回武汉，三厅在武汉正式成立。在他的影响和召唤下，一大批文化名人云集江城，其中有不少左翼的作家、剧作家、美术家、音乐家，世界语者等，也有日本的反战人士。武汉又恢复了大革命时代的朝气。据报载，在抗战救国的大潮里，陈独秀也在武汉投入其中，在大学里发表抗战演讲。三厅的组建是国共合作的标志，反映了全民族共同抗战的迫切愿望。在郭沫若的领导下，三厅利用一切可能的条件，使其成为了国统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个战斗堡垒。
三厅原下设第五、六两处，由胡愈之、田汉负责动员和艺术宣传，后设第七处，由范寿康负责对外宣传。一大批文化界著名人士出任三厅设计委员，第七处更是集中了一批研究国际问题和擅长日语、英语、俄语和世界语的人才。那时真是上下群贤毕至，名流荟萃，被人喻为“名流内阁”。
三厅一成立，立即开展了“抗敌扩大宣传周”、“抗战一周年纪念”、“七七献金”等活动，还组织下属10个抗敌演剧队、4个抗敌宣传队、5个电影放映队、漫画队及“孩子剧团”，赴各战区开展抗日宣传活动。三厅组织的“扩大宣传周”每天一个主要节目，如歌咏日、戏剧日、电影日、漫画日等，郭沫若在歌咏日献诗致开幕词。第三天恰遇台儿庄大捷，组织了火炬游行，参加者达数十万人。在又一个宣传周上，郭沫若写了《把有限的个体生命融化进无限的民族生命里去》，称颂王铭章的壮烈事迹，并列举佟麟阁、赵登禹、郝梦龄等阵亡将领在中华民族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灿烂的篇章。在鲁迅逝世两周年纪念会上，郭沫若高度赞扬了鲁迅不妥协、不屈服，对恶势力抗争到底的精神。周恩来也代表中共中央提议由郭沫若做鲁迅的继承者，以鲁迅的精神领导抗日文艺界。
为纪念“七七”周年，支援抗战，三厅在纪念活动里设了五座固定的献金台，三座流动的献金台。百万民众从早到晚，川流不息，掀翻了整个武汉三镇。五天内现金和物品，超过法币100万元。三厅专门将献金账目报告印了一本专书，留下了宝贵的“令人感激的流泪的记录”。郭沫若后来有一首诗写出了当时的心境：“纾难家毁宜，临危命可捐。苟能明大义，何用惜金钱。”募捐后成立的慰劳总会，组织了慰劳团奔赴各地，购置了大量药品和医疗器械支援各战区。郭沫若也亲自到了浠水、阳新和武宁，见到了在台儿庄胜利的李宗仁，也从日本战俘手里看到三厅印发的六种“通行证”，上面有叶浅予画的图和优待俘虏的译文。他们向部队行献旗典礼、讲话，慰劳抗日的将士。三厅的设计委员郁达夫还冒着炮火，巡视山东、江苏、河南一带战地防务，慰问伤兵、报告前线战地情况，并陪同史迪威去台儿庄。
在郭沫若领导下，田汉任主管艺术和宣传的第六处处长，他以“战时军事作风”律己，整顿文化人的精神面貌，积极策划、组织了由开闭幕式游行、歌咏日、美术日、戏剧日等所构成的抗战扩大宣传周，并在暑期主办“战时歌剧演员讲习班”，以三厅的名义，组成流动宣传队，到湘鄂边境和云贵川地区。洪深、应云卫等编导也积极创作抗战戏剧，并随时准备到前线去。在戏剧日活动中，武汉20家剧院同时演戏，昼夜循环，不收门票。还组织演剧团体深入市郊农村、码头街角、伤兵医院、难民收容所等场合演出。孩子剧团是在“八一三”后，上海的一个难民收容所里面的一部分小朋友们所组成的，各省的人都有，年纪大的不过十五六岁，小的只有八九岁。剧团成立后，到电台广播，到各处收容所里轮流服务。上海成为孤岛后，他们化整为零，装着难民的孩子逃了出来，辗转到武汉，要求收编。经过郭沫若力争，终于划归三厅六处一科，他们始终自己管理自己，一面工作，一面学习，不曾丝毫懈怠，成为优秀的宣传单位。
音乐家张曙和冼星海参加三厅后，在武汉积极开展抗日救亡歌咏活动。冼星海是随上海戏剧界救亡协会战时移动演剧二队辗转来到武汉。他组织成立“星海”歌咏队，先教队员演唱抗日歌曲，然后率领队员到工厂、学校、医院、农村去演唱宣传。汉口江汉关前，武昌黄鹤楼下，汉阳鹦鹉洲头，冼星海带头高唱着抗日救亡歌曲。激昂的旋律，高昂的歌声，传递着坚持抗战的信心和决心。在三厅组织开展的“抗战扩大宣传周”、“七七献金”活动中，冼星海夜以继日地工作。白天，歌声嘹亮，他引领着“星海”、“孩子剧团”、“华北”等歌咏团体高唱《义勇军进行曲》、《牺牲已到最后关头》、《大刀进行曲》等抗战歌曲；晚上，他在煤油灯下创作《游击军歌》、《到敌人后方去》、《在太行山上》。张曙作曲的《保卫国土》、《丈夫去当兵》、《日落西山》、《赶豺狼》、《洪波曲》等，表现中国人民反侵略、反压迫的斗争精神，音调富有浓郁的民族风格，被群众传唱。在抗日歌咏运动中，他演唱的冼星海的歌曲以及自己的作品，浑厚有力，真挚感人。后冼星海赴延安，张曙随第三厅迁往桂林，继续坚持抗日救亡音乐活动，但不幸在日机一次轰炸中牺牲，年仅30岁。任光创作了《渔光曲》、《打回老家去》、《别了，皖南》（即《新四军东进曲》）及反映台儿庄大战的五幕歌剧《洪波曲》，却不幸在“皖南事变”中牺牲。郭沫若在《洪波曲》一书里，充分肯定了中国新音乐的功绩，说：“新音乐的建设者们，如聂耳，如黄自，如任光，如张曙，如冼星海，都先后把生命献给了祖国，他们永远不会磨灭的。”他与第三厅在桂林全体人员、孩子剧团、新安旅行团和演剧队的代表数百人为张曙举行葬礼。郭沫若高举亲笔写的“大众歌手”四个大字的挽幛，走在最前列。他一气写了挽词挽诗和四副挽联，觉得抒不尽对战友的悼念之情。挽词的结句为：“且听洪波一曲，抗战唱连年”。挽联其一为：
“黄自死于病，聂耳死于海，张曙死于敌机轰炸，重责寄我辈肩头，风云继起！
《抗战》歌在前，《大路歌》在后，《洪波》歌在圣战时期，壮声破敌奴奸胆，豪杰其兴！”
十年后，郭沫若写了这段抗战救亡的回忆录，将书名定为《洪波曲》。
为帮助日本左翼作家鹿地亘和夫人池田幸子，郭沫若推荐他们为三厅的设计委员，并帮助日本世界语者绿川英子到武汉担当对日广播工作，其丈夫刘仁也成为三厅国际宣传处的一员。绿川清晰流利的反战日语播音被无线电波送往四面八方。后来周恩来在重庆见到绿川的时候称赞说：“日本帝国主义者把你称为‘娇声卖国贼’，其实你是日本人民的忠实的好儿女，真正的爱国者。”
对此绿川回答说：“我愿作中日两国人民的忠实儿女。”郭沫若曾为绿川题写了一首诗：
茫茫四野弥黮暗，历历群星丽九天。
映雪终嫌光太远，照书还喜一灯妍。
诗的前两句描写我们的家园遭受着侵略者的蹂躏，苍凉的四野一片黑暗，但是和平与正义的星光犹在高远的天际闪烁。第三句用了映雪读书的典故，比喻朋友们在动荡艰苦的岁月里勤于治学，扎实工作。“照书还喜一灯妍”的“照”字，内含绿川本名
“长谷川照子”。郭沫若把世界语者的理想追求和绿川的名字，比作长夜中闪闪的星和书案上不灭的灯，驱走昏暗，促使人们在各自岗位上勤勉读书，努力耕耘。
我的父亲乐嘉煊也同叶籁士等人进了第三厅七处，参加国际宣传工作。他们靠自己打字印发资料，办起了世界语刊物《中国报导》，寄发几十个国家，宣传介绍中国抗战情况。各国的世界语者收到后，立刻翻译成本国文字进行传播。外国朋友还汇款进行支持。三厅的主任秘书阳翰笙对此评价很高，说它大大鼓舞了国际友人们的信心，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后来父亲随郭沫若到了重庆，在赖家桥坚持出版世界语杂志。第三厅改为文化工作委员会后，被郭老委任为该会总会计。由于工作勤勤恳恳，任劳任怨，郭沫若曾题诗赠他：“大礼天同节，典型数所生，槁枯终不舍，情谊见精诚。”
就在武汉陷入危城孤日的当口，十八集团军朱德司令应召自华北前线飞抵武汉，次日又飞回前线。临走与郭沫若见面畅谈，两人共同参加南昌起义，岭南一别已11年，郭沫若应朱德要求，信笔写了一首白话诗，诗中对朱德说：
祝你努力加餐，百战不倦，
我将带着一支钢笔为你执鞭。
虽然是艰险的路程，岭峻山连，
胜利的前途并不很远 ……
郭沫若知道朱德能诗，遂请他赋诗纪念，不料朱德破天荒写了一首《重逢》的白话诗，诗里回顾了他们大革命东江握别，抗日战酣时汉皋重见，表示：
寇深入我腹地，
我还须支持华北抗战，
并须收复中原；
你去支持南天。
重逢又别，相见——
必期在鸭绿江边。
到了四川，郭沫若返回乡梓探亲、扫墓。返回重庆路上仍尽其所能，参加各项救亡宣传活动。在乐山，他临江远眺，勾起来对老友朱德的思念之情：
依旧危台压紫云，青衣江上水殷殷。
归来我独怀三楚，叱咤谁当冠九军？
龙战玄黄弥野血，鸡鸣风雨际天闻。
会师鸭绿期何日，翘首嵩高苦忆君。
“嵩高”一语双关，指八路军正在有着嵩山、五台山、太行山的山西支撑危局，呼应朱德在武汉握别时写的“还须支持华北抗战，收复中原”的诗意。郭沫若在各地也多次演讲，呼吁收复失地，发出“朔郡健儿身手好，驱车我欲出潼关”的豪言，柳亚子读到此句，亦有“归来蜀道悲行路，倘出潼关是旧家”的知音之叹。
郭沫若写的《洪波曲》，写到撤离武汉，经衡山、桂林到重庆就结束了。三厅后被改为文化工作委员会，于1945年被蒋介石勒令解散。在这七个年头里，他服从党的决定，在艰困的条件下，站出来宣传动员鼓舞群众，聚拢了决心抗战的文化界人士，唱响了救亡的洪波曲。他写了大量抗日抒怀的诗篇，有以自由体诗歌为主的《战声集》和以旧体诗为主的《汐集》。在重庆，他激情伏案，写出了《屈原》、《棠棣之花》、《虎符》、《南冠草》、《孔雀胆》和《筑》六部历史剧，写出了被毛泽东肯定的《甲申三百年祭》。毛泽东读《虎符》后发电说，全篇读过，深为感动。称他“做了许多十分有益的革命的文化工作。”皖南事变后，郭沫若创作了五幕历史剧《屈原》，在与黄炎培唱和中写下诗句：“寂寞谁知弦外音？沧浪泽畔有行吟。千秋清议难凭借，瞑目悠悠天地心。”周恩来亲自提议为郭沫若举办50寿辰和文学创作25周年活动，并发表《我要说的话》，肯定他“不只是革命的诗人，也是革命的战士”。一大批朋友和文学家祝他：如椽之笔，以清妖孽；赤胆之怀，以扬刚正，并借此活动上演了《棠棣之花》，在山城扩大了影响。叶挺在北伐时期就与郭沫若相识，皖南事变后，郭沫若为其写下“风雨今宵添热泪”、“怅望江南余隐痛”等诗句。郭沫若50寿诞时，叶挺在渣滓洞囚室亲手做了一枚“文虎章”，背面书写“寿比萧伯纳，功追高尔基”，让夫人送到郭沫若家中。我父亲乐嘉煊和文委会其他同志商议，制作了一支两米多长的大笔，上刻“以清妖孽”四字，送给郭沫若。郭沫若在重庆还受周恩来委托，给徐悲鸿先生送去延安的红枣和小米。徐悲鸿在《陪都文化界对时局进言》签名，郭沫若即席挥毫作了一首七绝：“豪情不让千钟酒，一骑能冲万仞关。仿佛有人为击筑，磐溪易水古今寒。”
郭沫若一生写了很多诗词，且不说现代新诗奠基之作《女神》带来的思想冲力，他的大量旧体诗也赋予了活的生命。郭沫若的文化贡献很多，洪波曲只是他人生的一幕，“留下了一些时代的波痕”。今天，我们读他的诗词要放在当时的场景来理解。在国族临危的关头，他再度请缨，愿作党的喇叭，团结推动了大批文化人，谱写了热血抗战的洪波曲。重读郭沫若那个时代的诗作，我们不能忘记这个全民抗战的特殊时期文化志士的奉献搏杀，也不可抹杀他尊党之命作为文化领头人这段难忘的历史。
这是我重读《洪波曲》的一点感慨。
（乐美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