烫手山芋

 

谁都喜欢钱,但钱多了又害怕。人们买彩票是为了一夜之间就致富,但如果真的得到几百万大奖,绝不敢公开自己的身份。一些人赚了大钱不敢“露富”,想方设法移居国外、或到国外去买房产。香港回归祖国之前,一些人担心共产党来了政策会变,纷纷转移资产;后来看到并没有搞“共产”,又都回到香港来发展。这说明一个问题:我们过去闹革命、搞运动,都把钱和资本当作是“万恶之源”,是革命的对象,人的好坏也是以财产的多少来衡量的,所以搞得人们至今还“谈钱色变”。结果就出现了一种自相矛盾的现象:改革开放使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但真的富起来又害怕今后会戴上“地主”、“资本家”的帽子,仿佛“钱”和“富裕”是一块烫手的山芋,又好吃、又烫手。

其实,货币是人类社会走向文明的产物,是量化和交换劳动成果的工具,它本身并不是生来就肮脏、就有罪的。马克思指责“资本”从头到脚都流着肮脏的血,并不是说钱和资本不好,而是批判资本在原始积累过程中的剥削本质。回顾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从北伐到长征,从抗战到解放战争,这五十年的争战都是为了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统治制度,并没有过多触动民族资产阶级和中、小地主阶级的利益。并且,我党的统一战线还促成了两次国共合作,对于“四大家族”那样的大资产阶级也采取了合作的态度。新中国的国旗上有四颗小星围绕着一颗大星,其中的一颗小星就是民族资产阶级,毛泽东在1926年的文章中把它称为“中产阶级”。可见,我们在民主革命阶段对资产阶级一直是团结与合作的,在五十年代初期也是这样。后来,我们受到“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影响,脱离了中国的国情,认识上出现了偏差,开始批判“三自一包”,割除所谓“资本主义尾巴”。不要说“资本”没有了,连货币都快被消灭了,农村老太太要拿着鸡蛋去合作社换酱油,“文革”中甚至提出要实行“供给制”。一时间,货币和资本成了革命对象。

极“左”的思潮和政治运动使中国人开始回避“钱”字、回避“富”字,就像中国人回避“性”字、回避“死”字一样。其实,造成中国人这种“又想吃、又怕烫”的心理,不能只怪共产党,孙中山早就提出要“节制资本”。资本主义在中国并没有生长的土壤,慈嬉太后就是害怕“资本”来与她夺权,所以才镇压“维新运动”的。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迟迟不能成气候,人们靠投资办实业发家致富的愿望迟迟不能实现,是有历史渊源的。今天,人们仍然“谈钱色变”、“谈资色变”,也就不奇怪了。

“十六大”报告提出,不要只用财富的多少作为标准来衡量一个人在政治上是否先进,有产阶层的先进分子也可以加入共产党。对此我开始也是想不通的,也许还有许多人至今也想不通。

最近我听了一次报告会,主要是介绍近来国内工业的发展情况。从我所从事的有色金属行业来看,国内非公企业的产值和利润比重已经超过了公有企业,非公企业的技术和管理水平甚至超过了国有企业。当然,民营企业能够迅速发展有个原因,一是实行“包税制”,二是人工费用低廉。“包税制”就是少缴税,人工费低廉意味着对工人有一定剥削。但从另一个方面考虑,非公企业解决了许多劳动力就业问题,尤其促进了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其社会效益远远大于国家少收的税金。搞社会主义不就是要消除“三大差别”吗? 非公经济的发展加快了农民产业化、知识化、农村城镇化的步伐,不就是在缩小工农差别、城乡差别和体脑劳动差别吗?这样的非公经济和民营企业家有什么不好呢?

人们往往对于非公业主抱有成见,是有历史原因的。现在人们都在谈论“中产阶级”,也称为“中等收入阶层”,使人很容易把他们看成是以前的“民族资产阶级”。毛泽东说民族资产阶级具有两重性,既有拥护革命的一面,也有反对革命的一面。所以,今天的这个“中产阶级”会不会也具有两重性,会不会成为革命的对象,就成了人们心中的疑虑。社会科学院的学者们把中国当今的社会群体划分为十个阶层,但只是从职业上划分的,如经理人员、私营企业主、个体工商户、产业工人、农业劳动者等,回避了财产多少的概念,这说明我们的社会科学界也不愿涉及“资本”问题、贫富问题。但阶层就是阶级的组成部分和细化,取消阶层的贫富要素起码是不科学、不全面的,这等于是说中国今天不存在贫富差距、不存在阶级和阶级矛盾。人们现在回避谈阶级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过去谈得太多了,“阶级斗争要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把大家讲怕了,一提阶级就让人想起“文革”,想起“残酷斗争”。所以,我们今天的社会学有了一块“心病”:怕谈阶级。因此也就只谈阶层、只按职业划分阶层,不敢承认有阶级,更不敢承认有“中产阶级”、“富豪阶级”了。

我认为,只有客观地承认和分析当今的社会阶级和阶层、并科学地肯定各个阶层的历史作用,才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欲言又止、躲躲闪闪是无济于事的,反而会继续加重人们“谈钱色变”、“谈资色变”的心理病态。

以“与时俱进”的历史唯物主义态度和观点来分析当今社会的阶级问题,才是正确的。毛泽东在八十年前对中国社会阶层的分析,是基于当时的中国;今天的中国已经大大不同,当然不能用过去的标准来划分今天的阶层。所以,不能简单地把今天的“中产阶级”比作过去的民族资产阶级;也不能把今天的乞丐称为过去的无产阶级。

一个阶级或阶层的历史地位和社会地位,也可以用“三个代表”的理论来衡量。代表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需要和方向、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阶层,就应当受到尊重。所谓“中产阶级”是改革开放的产物,对中国实现小康做出了贡献,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一支新生力量,包括了许多来自工农和知识分子的优秀人才,他们往往具有很强的社会责任感和民族自强意识,是当今社会的中坚力量。尽管他们可能腰缠万贯,尽管他们会表现得“野心勃勃”,但中国现在恰恰缺少自己的“民族资本家”、“亿万富翁”和“比尔.盖茨”。为什么我们谈到外国的“资本家”就羡慕,谈到“国产”的“资本家”就看不惯呢? 是否也存在某种偏见呢?

中国人在钱的问题上确实存在偏见。过去从事经商的被人看不起,“唯有读书高”。下岗职工去摆摊做生意,也怕熟人看见。过去人们怕谈“非劳动收入”,更不能容许赌博行为。但人们开始“炒股”、“炒外汇”、买彩票、倒卖房地产,不也是在投机、赌博吗?这些投机性投资对搞活市场有好处,也是人们获得收入的一种途径,只要能照章纳税、不超越法律的界限,就可以允许。

我们身边确实有许多“又好吃、又烫手”的东西,今后还会越来越多。如果我们不解放思想,不从传统观念中解脱出来,就不能接受新事物,就跟不上时代快速前进的步伐。就拿网络技术来说吧,如果我们还坚持让孩子们学习使用算盘、练毛笔字,不去学习计算机,中华民族就只能停留在过去,无法与世界接轨。

继承是重要的,不能忘记历史;但创新更重要,不突破前人就没有未来。如果说过去的一百年里,中国充满了战火和酷斗;那么在今后的一百年里,我们应当为中国带来和平和共同富裕。不管我们每个人属于哪个阶层,都应当团结合作,遵纪守法,公平竞争,充分发展。

要丢掉阶级的偏见,更新我们的社会学观念,建立新的政治文明,学会运用民主和法治来调整阶级和阶层矛盾,大胆探索符合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模式,这将是我们的历史责任。

 

                              20021215